大明联邦二十八年六月，玄中城的联邦议事大厅里，各国皇帝的座次仍按旧例排列，但空气中的张力已截然不同。
韩国与代国的席位上，新派来的代表穿着统一的灰色制服，胸前别着镰刀锤头徽章——这个月前还只在虞国的席位上才见得到的标志，如今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韩国和代国的席位上。
议事桌每个皇帝的面前都放着三份文件，关于第八任大明联邦事务总理选举方案的研究，关于第一任联邦事务总理到第三任联邦事务总理功绩评定草案，关于韩代两国政权变更的处理议案。各国代表认真的看着这三份文件，特别是第三份文件。
这场会议的召集比原计划提前了三个月。按联邦宪章，总理选举本应在九月末举行，但韩国与代国的变天让一切程序都失了节奏。
从三月中旬政变爆发到五月中旬新政权稳固，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所有制变革，这种速度超出了所有情报机构的预判。
宁国皇帝朱奠培的手指在文件上敲出规律的声响。他面前的情报显示，韩国新政府上台后，已将境内所有外资工厂收归国有，其中宁国占股的三家造船厂被直接接管，赔偿方案至今未提。
代国则更彻底，不仅重新分配了土地，还宣布废除与明国签订的五年粮食供应协议，导致明国江北地区的粮价应声上涨。
“六十天。”朱奠培突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从罢工到掌权，正好六十天。诸位不觉得太快了吗？”
朱祁钧立刻接话：“奠培说得是。韩国的军械库守卫有三千人，代国的北疆驻军距都城不过三日路程，这种速度绝不可能是自发形成。”
他顿了顿，目光扫向朱昭熙，“这段时间从韩国、代国和虞国之间往返的鸽子可谓是密密麻麻啊，这还请虞皇解释解释吧。”
朱昭熙翻开面前的记录册：“通讯社的稿件都是公开的理论文章，讨论‘劳动者权益保障‘土地合理分配等议题，这在联邦宪章允许的言论自由范围内。倒是明国的情报部门，在韩国政变期间试图联系旧皇室，这有违‘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吧？”
争论很快陷入僵局。各国都清楚，追究责任已无意义。韩国的军械库守卫中有近半数是工会成员，代国的北疆驻军里超过三成士兵来自佃农家庭，这些基层的自发倒戈，才是旧政权垮台的关键。情报机构的行动最多算催化剂，绝非主因。
扬国皇帝朱祁铸的发言打破了沉默。这位三十六岁的君主是参会者中最年轻的，他面前的文件上画满了批注，其中“制度弹性”四个字被圈了三次。
“与其争论谁的责任，不如想想规则。”朱祁铸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联邦宪章只规定了‘国家领导人需为朱氏宗亲，没说必须是嫡长子，没说不能改制度，更没说政变违法。韩国和代国的新领导人，都是正经的皇室血脉，符合最核心的条款。”
他摊开数据报表：“韩国新政府上台后，工厂出勤率提高了23%，代国的耕地开发程度比去年高17%。如果民众支持，制度有效，我们凭什么否定？”
这番话让大厅安静下来。扬国近年来一直在效仿虞国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港口引入“工人
第327章 赤潮之下[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