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处得比较密切，说话也比较随便。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永井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蔡智堪无奈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床次说：“《田中奏折》对满蒙固然利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难，容我再想想办法。”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元老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将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元老们方可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智堪立刻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王家桢。几天后，王家桢以“王川”名字，电汇五千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蔡智堪见到电文很高兴，于是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伯爵，牧野看后也感到高兴。他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夜间潜入抄写《田中奏折》。
后来，蔡智堪老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民十七年（1928）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钟，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执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七十二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约六七十张，标签上写着“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回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他亲手将《田中奏折》抄件交给王家桢。王见后大喜，立即将此送达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王家桢方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东京。
《田中奏折》是由王家桢翻译成中文的，王家桢将其翻译后，发现情况严重，告张学良，因为属于机密文件，张立即让王家桢到官银钱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除了发给东北范围内的实职人员200本以外，还送给南京国民政府4本，其余留存。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研究后，用外交白皮书方式公布于世，南京《时事月报》予以刊登。在北京，北大学生、纪晓岚直系七世孙女纪清漪从《华北日报》主编手里得到《田中奏折》后，马上集资突击印刷5000份，寄给全国各大、中、小学及机关团体，立即引起全国震动，日本军国主义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激起全国抗日热情。
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民国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国民政府在得知日本百般抵赖的情形后，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公诸于众。《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全世界。
《奏折》披露之后《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一方面抓紧泄密追查，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省定居。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于台湾台南，国民党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由蒋介石颁发褒扬令。
1931年，王家桢与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施肇基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会议上，公布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和日本侵略暴行，并与日本松冈洋右等人进行激烈交锋，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恼羞成怒，退出告终。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阴谋企划的全盘实现。
2004年9月18日，《田中奏折》惊现泉州，背面印有“生死关头，不可不看”八个醒目红字，并有“阅后转赠他人”的提示，正是纪清漪女士突击印刷之品。《田中奏折》的再现，如同在提醒世人：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第4章 《田中奏折》[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