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说到虞允文奉旨进京，赵伯琮深夜召六部尚书等大臣在垂拱殿议事。
话说六部尚书及丞相陈俊卿、副丞相李侗，还有虞允文已经在垂拱殿等待赵伯琮。不一会儿，赵伯琮来到垂拱殿，众人纷纷行礼，赵伯琮见到虞允文激动不已，连忙扶起虞允文说道：“虞爱卿路途辛苦，朕总算是等到你了，来人，给几位大人赐座！。”
赵伯琮坐到龙椅上先说道：“虞爱卿，前线的情况想必你也都知道了，朕想问问你有何高见？。”虞允文先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即说道：“皇上，没用的，即使是下官加上岳王爷，甚至是皇上御驾亲征也没用，皇上还是打不赢那群逆贼！。”
话音刚落，一旁的李侗怒道：“大胆虞允文，皇上问你有何良策，你却再此说如此丧气之话！。”赵伯琮打断道：“李卿家，不要打断虞爱卿的话，让虞爱卿说下去。”
于是，虞允文接着说：“皇上，燕军与我军交战多场，我敢说皇上连燕王是什么人都不知道，燕王乃是寒门子弟出身，其人不但骁勇善战，且用兵又不按常理，为人豪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燕军每下一城，一地必定开仓赈粮，救济百姓，尤其是寒门子弟及农民，燕王则是更加重视。
燕地施政更是崇尚武力，人人都有尚武之风，所以燕王深得民心。反观我大宋，重文轻武。”
赵伯琮被虞允文的一番话打动，其实宋朝重文轻武由来已久。自唐末藩镇割据，国家不安，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铁打的兵权，流水的皇帝。及至赵匡胤陈桥兵变而建立宋，已经将近100年。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和自身的经历，使宋朝开国始便有意识对“文”与“武”进行调整。
宋人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重文”，或者说“重儒”。宋太祖曾对宰相赵普说，你做了宰相，要带头多读点书啊，因此后人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当然可信度不高。但是宋朝皇帝确实在科举上做了苦功，最直接的一条：放低门槛，有才就可以来应考。同时增加录取名额，考上了（进士及第）马上安排工作。这与水深火热的五代十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彼时，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去当兵，乱世之中只有敢拿命去赌才有希望。
说白了只要勤奋读书（不伤性命），按时应考（有人安排），就有机会光宗耀祖（工作稳定），一次考不上还可以重来（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而且宋太祖说了：不得杀士人及上书言者。士人大多读书人出身，这又等于有了免死金牌。
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这条遗训，所以宋初大部分想当兵的人都跑去读书。兵乃利器，能护人，也能伤人，一旦有机会，连皇帝都给撸下来（宋太祖就是这样干的）。而读书人受统治者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影响（洗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的理想还是在忠君的前提下争取进步，要他们造反，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科举兴盛，文官就多起来。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洵、欧阳修、沈括等都是科举出身，那就安排职位吧。
宋朝的中央政府机构为“两府”。一为中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单位；一为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宋史·职官志二》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中书省是宰相办公机构，宋太祖自立国就说了，宰相必须是读书人。（《续资治通鉴·宋纪·太祖乾德四年》：帝乃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
这就为国家用人定了规矩。而枢密院管军事，刚开始的还是武将担任，到了宋真宗时期，武将逐渐减少，宋英宗时期，基本就是一班书生在指点江山了。至此，国家高级决策，无论文武，文官集团有极大影响力。
至于地方政府则分三级，最高一级叫做“路”，最低的是“县”，五代十国时候，这些地方行政统统由武将掌权。宋太祖一上台，全部换成文官，武将则作其他安排。
宋朝的军制很奇葩。
宋太祖立国后，把全国的精兵都拉到京城（开封），由中央（皇帝）统一指挥，是为禁军。
说起来这应该是被藩镇给吓的，有支军队在身边心里踏实。禁军分三个衙门，称“三衙”，各个衙门的统帅是武将。武将统兵，但不可出兵，因为要有调令，即调兵权。这个调兵权就是出自枢密院，枢密院的调令来自于皇帝。有这样一支军队在手，不惧地方老弱病残造反，安全感油然而生。
但亲近的也怕背叛（宋太祖未兵变前也和皇帝很亲近），皇帝干脆让将帅（武将）定期调动，互换防区，是为“更戍法”。其后果是将和兵刚记得双方名字，又要去认识新的领导或者下属，久而久之，双方都没动力认识对方了，这就是后人所诟病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其实就是皇帝就是怕将兵一家亲，造反起来容易，归根结底依然是被藩镇给吓的。
这里要提一下岳飞，历史上“莫须有”的罪名里其实就暗含一个给“岳家军”的理由。政府的军队，却给天下百姓以私人化的感觉，军民越是亲近拥戴岳家军，在宋朝皇帝心里，其实就是藩镇，这岂能让他长存。
之前的章节曾说过宋朝除了禁军，在地的方叫做厢军，名义上是军队，但是之前说了能打的都去京城了，剩下老弱病残，没有战斗力。皇帝也知道他们的斤两，只让他们当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文官）要修个桥什么的，就喊他们去，其实就是苦力，也不解散他们，政府养着。
宋朝没有统一全国，边境时刻有战事，谁去？中央禁军去！谁指挥，枢密院（还是文官，当然枢密院和五军都督府职能相当，最早由功勋宿将位列其中，到掌府官员尸位素餐；从其与兵部的关系看，由以都督府为主，到两者之间相互牵制，再到兵部凌驾于五府之上成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管理机构）。这就给人一个这样的感觉：在这个政府，文官要比武将来的实在（有权）。所以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偏向“文”，这是没有争议的。
如宋真宗时有个状元叫陈尧咨（中学语文课文《卖油翁》主角之一），读书厉害，武艺也不错，文武双全，皇帝哄他说，你如果愿意去做武将，给个节度使（最高军衔）你当。
陈估计也有点心动，回去报告其母亲，结果陈母大发雷霆，又打又骂，说你堂堂全国公务员考试第一，当什么狗屁武将。（《湘山野录》：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於阀阅，忍乎？）。
宋仁宗时期，皇帝试着把范仲淹从文官改为武官，范仲淹也不乐意，说把我划为武官被人看不起，不干！（《宋史·范仲淹传》：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为伍，第恐为贼轻矣。辞不拜。）
但宋朝的“轻武”很大程度反映在社会层面，而社会认识并不代表统治者的意图，即“重文”不代表“轻武”。宋朝边疆一直有隐患，时刻准备战事，单就这个角度而言，统治者就不可能“轻武”。
数据显示，宋太祖开国时全国20万军队，宋太宗时有66万，宋仁宗时已经有125万。
倘若轻武，军队起码不会如此暴增。而从中央机构设置“两府”，一文一武，“文武”并言，也可见统治者初衷仍以文武立国，即使有所偏颇，也未达到“轻”的程度。这可从一些史实中可证实。
宋朝共举行了118次科举考试，指的是文科考试，但同时也举行了72次武举考试，说明了文武差别在统治者心里并没有特别悬殊，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宋真宗怂恿陈尧咨、宋仁宗劝说范仲淹改为武官事件。
宋朝还有一个令其他朝代羡慕的地方——政府优养军队。
一旦当了兵，不轻易退伍，政府养到六十岁，待遇还非常的优厚。旧的兵不退，年纪大了没有什么战斗力，又招新的进来，结果兵越来越多，花费自然就多。南宋高峰时的财政有6000万贯，而单岳家军的年军费就达到近700万贯，可政府还是养着。
这说明了宋朝统治者是“防武”（怕造反），
第一百三十三章 虞允文担任剿匪大都督[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