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决定：应抓住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建立一支工农游击队；同时展开发动群众的工作。就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打狗队长”李红光同志，另一个是磐石中学的学生孟洁民同志。
李红光同志是一个淳朴的朝鲜族农民，人很勇敢。会议决定他继续做游击队的队长，我做政治委员。孟洁民同志是汉族人，长于鼓动；会议决定派他到伊通营城子国民党降队“老七连”去组织兵变，听说这个连士兵中反日情绪很高。
第二天，宣传动员的工作在各区都秘密展开了。
我们的旗帜
给省委写过报告，李红光同志和我带着“打狗队”，跨过铁路，到了磐东呼兰镇一带。这里，群众基础也不错，汉族群众又多，正适于我们发动汉族群众，直接威胁“保民会”控制的地区——“保区”。
这时节，群众生活特别苦：吃的是苞米皮子，糠菜团子；春播没有牲口。为了接近农民，我们便到地里去，帮助拉犁杖，踩格子，一边干活，一边宣传，很快搞熟了关系。他们欢迎我们到家里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吃；夜晚听到梆响，也来参加“反日会”开会；有的还把自己家里的土枪，“二人抬”土炮，献了出来。各区军委陆陆续续介绍来一些反日会员，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了二十多个人。每到夜晚，我们就带着群众，以猝然的动作去抓“保民会”的头子，打“保区”。仅十几天的时间，把日本领事馆插在这一带的“刀子”，都拔掉了，还缴到了三支手枪。
游击队员增加了，队里的武器显得愈来愈少。人多枪少，使大家很苦恼。于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武器，便成了全队每一个人日夜琢磨的头一件大事。
一天深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李红光同志推着我说：
“快醒醒！快醒醒！咱们缴枪去！”
我连忙翻身坐起，问他：“缴枪？到哪儿去缴？”
“大排队！”他兴奋而又低声地说。
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呼兰镇西南二十多里，住着一个地主武装“大排队”。这个队，是“九一八”事变时候，当地地主阶级为了防范农民暴动，才组织起来的，有二十多支好枪。队长是一个姓李的地主，人称“李保董”，外号“二阎王”。队员一色是地主儿子、流氓地痞。整天吃喝嫖赌，祸害人民。
当天晚上，月朗星希我们悄悄地摸到大排队住的房子。李红光同志把“二人抬”土炮架在门口，又把一部分人埋伏在四周，然后和我带着四五个人装做赌徒混了进去。
通屋南北炕上，挤满了人。赌徒们正喝五吆六地吵嚷，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我向墙上扫了一眼：二十多支崭新的长短枪挂成一排。李红光同志暗暗向大家递了个暗号，游击队员们迅速抢占了房子的四个角。
“不准动！”李红光同志喝了一声，我们亮出了手枪。大排队员一个个都像傻了一样，还没闹清怎么回事，二十多支枪已到我们手里了。
李红光同志拉开架式，用枪向他们点了点，大声地说：
“我们是工农义勇军！不伤你们的性命，只是向你们借几条枪去打日本鬼子！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日本的，我们欢迎！”
这伙人，本来不是抗日的材料，只是发抖，没有愿意跟着走的。我们也不稀罕他们，收拾了枪便走了。
借助这二十多条枪，我们的“打狗队”又扩大了。这时已经成了一个三十来人的精干队伍。李红光同志说：“咱们的资本大啦，‘打狗队这名称，可以改换改换了。”经县委批准，我们把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给每一个队员做了一个红袖标，还做了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旗上写着：“工农反日游击队”。
我们的旗帜，正式打起来了。呼兰镇一带的群众，到处传说着我们夜摸大排队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工农反日游击队”的声威，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群众。一些青年农民，找到我们硬是跟着不走。我们说缺家伙，他们就自动地想办法。有的回家扛来一支矛子，有的找亲戚朋友借杆猎枪来。郭家店两个木匠，听说我们的枪是从地主手里夺来的，便拿着磨得飞快的斧头、刨刃，跑到一个地主家下了几支枪，背着找我们来了。
第34章 “风起磐石”（二）[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