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君武后来回忆说：一九三一年旧历除夕，东北军由双城一线溃退，哈尔滨终于被日寇占领了！大地卷在一片暴风雪中。东北人民在悲恸和严寒中，渡过了“九一八”后的第一个春节。
这天晚上，“交通”秘密地通知我：满洲省委要我作好离开哈尔滨的准备；走前，中共中央代表，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将亲自到我的住所来交代任务。
什么任务？我不知道。猜想可能是派我到东北军哪一个旅，或是哪一股义勇军中去做兵运工作。因为自从“九一八”以来，我就做北满特委的兵委书记。可是，罗登贤同志为什么亲自来谈？为什么告诉我是去一个地方，却不是一个部队？
过了几天，罗登贤同志果然来了。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
“你要走了，咱们谈谈吧！同日寇斗争要进入一个新时期了！……”虽在白色恐怖下，他的脸总是那样平静庄严。他带着浓厚的广东口音，低声地对我谈着整个形热：哈尔滨被占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满洲的计划接近完成了。东三省已经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要员张景惠、熙洽之流，都投降了，并且明目张胆地和日寇勾结起来，准备组织背叛民族的“满洲国”！东北将要和祖国割裂开来，东北的同胞就要成为亡国奴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踱了几步，忽而又坐下，声音略微提高了些，激动地说：“不过，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你的任务，就是到磐石去拉武装。”
罗登贤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一夜。第三天，我便搭乘去长春的夜车，到磐石去了。
磐石，是个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县分。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才知道，环境和哈尔滨很不一样：县城里没有日本兵，只有两个连的“国民党降队”和一个“日本领事馆”。一切似乎还较平静。
白皑皑的大雪，覆盖着一块块稻田。我向乡下走去。沿途，不时看到墙壁上、大树上有这样的标语：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下面写着：“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黄昏，我走到一个恬静的小山村，开始有几个朝鲜族的小孩上来盘问，后来又有几个妇女把我包围起来：原来这里便是党的地下县委机关所在地——西玻璃河套。
西玻璃河套，地处伊通、双阳、磐石、东丰四县的“夹缝”，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早在一九三○年，党便在这一带朝鲜族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曾经多次领导农民进行过抗租抗粮的斗争。党的工作有相当的基矗这里已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小儿队等组织，绝大部分朝鲜族农民都参加了“反日会”。就在我来的前些天，又爆发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反日大暴动。据说参加这次暴动的约有六七百朝鲜族与汉族农民。他们云集在奉（天）吉（林）铁路线上，高呼着“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的口号，扒铁路、砍电线、烧枕木，整整闹了半天，迫使日本人好多天不能通车。听了这件事，使我又想起罗登贤同志说的话：“东北人民是英勇的，坚强的，他们是绝不会让东北沦亡给日本的！”
在一家农民的草房里，我会见了磐石县委书记。他看完我的介绍信，说道：
“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已经搞起了一个‘打狗队。”
“打狗干什么？”我奇怪起来。
“不！”他笑着解释说，“不是打四条腿的狗，是打两条腿的‘走狗！”
原来，日寇在朝鲜族中建有所谓“保民会”，头子都是朝鲜族中的奸细。这里的同志管他们叫“狗”。为了对付这些“狗”，保卫县委机关，他们特别组织了一个七个人的小队伍，名为“打狗队”。起初，只有一支打“馅豆子”的“铁公鸡”，现在，已经有了七件不太好的武器：一支“天门蹦子”，一支“七星子”，一支“小镜面”，一支“后门蹲”，还有两颗手榴弹。
听到这些情况，我非常兴奋。这里有党，有革命的群众，现在又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我们何愁不能把武装迅速地拉起来！
第二天一早，县委便召开了扩大会。来开会的同志，大多是朝鲜族同志，其中还有四五个女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
第34章 “风起磐石”（二）[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