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虞国的航程中，朱昭熙始终望着舱外的海面。玄中城的讨论虽然暂时已经平息，但是那些关于联邦未来的争执，依然需要解决，而这些可能使大明联邦分崩离析的事情，在朱昭熙看来，最终落回到文化根基的命题上。
她也清楚，联邦各国的制度可不像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样相差不大，而是逐渐变得风格迥异，工业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地理环境更是千差万别，能将这些碎片维系在一起的，或许只有潜藏在血脉里的文化认同。
朱昭熙的记忆，始终与大明帝国紧密相连。两三岁时，朱棣常将她抱在膝头，指着舆图讲解七下西洋的航线，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在《武经总要》上划出攻防要点。
那时候刚穿越过来不久的她尚且不明白“治国”二字的分量，只是觉得应该挥斥方遒，只记得老人低沉的声音反复强调：“疆域会变，规矩会变，但人心始终是那个人心。”
朱高炽继位后，她的课业转向文治。御书房的烛火常亮至深夜，皇帝批改奏折时，总会让她在一旁旁听。遇到赈灾、刑狱的卷宗，便逐字逐句讲解其中的权衡：“苛政猛于虎，但一味宽纵也会养懒。
你看这奏折里写的，山东流民需安抚，可国库粮草有限，要怎么分，才能让更多人活下去？”那些批注过的奏折，字里行间都是“仁心”二字的具象，不是空谈慈悲，而是在资源约束下寻找最优解。
北方改革的那几年，更让她体会到大明的复杂。废除匠籍时，既需对抗官僚集团的阻挠，也要考虑数十万工匠的生计；推广新式农具时，既要应对老农传统的规矩不可动摇的抵触，也要解决生铁供应不足的难题。
朱高炽从未直接干预，只在她受挫时送来一句批语：“变法如治水，堵不如疏。”国库调拨的粮草、铁器、银两，更是无声的支持。
就藩东虞国时，她带走的不仅是物资，还有一整套治国理念的雏形。那些年里，来自京城的书信从未间断。
有时是朱高炽抄录的《农桑辑要》新注，有时是关于南洋贸易的奏报摘要，甚至有张氏和胡善详亲手缝制的衣物。这些细碎的关怀，让她在陌生的土地上，始终能感受到大明的温度。
朱昭熙不喜欢封建皇权的桎梏，却无法否认朱家给予的支撑。这种矛盾的情感，在联邦讨论期间愈发清晰。
当各国代表为“君权与民权”争得面红耳赤时，她总会想起朱棣的强硬与朱高炽的温和，两种风格看似对立，内核却都是“如何让国家存续”。联邦如今的困境，或许正源于此：制度可以多元，但支撑制度的文化根基不能断裂。
回到坤泽城的次日，朱昭熙便一头扎进了虞国国家图书馆。这里收藏着从大明带来的典籍，从传统的四书五经到科技方面的《梦溪笔谈》再到《永乐大典》副本，甚至有武洲的那些书籍。她需要从这些文字里，找到中华文化与现代制度的结合点。
翻开《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批注旁，有她少年时写下的疑问：“若施政者与民众需求相悖，该如何？”
如今再看，答案似乎藏在“和而不同”四个字里
第296章 文化传承[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