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有一个异于其他大城市不同的是，津门因政治避居与安全庇护，住着众多遗老遗少和政客，这些人被称为“寓公”。
津门各国租界因享有治外法权，成为失势军政要员的避难所。
1935年前后，寓公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清亡后拒绝剪辫的遗老遗少（如溥仪及其追随者），二是北洋军阀混战中落败的军政人物（如段祺瑞、黎元洪）。
他们在租界内虽失去实权，但仍通过密谋试图影响政局，例如溥仪与倭国特务的频繁接触为日后伪满洲国建立埋下伏笔。
租界巡捕房档案显示，仅王国租界1935年就登记有前国务总理级寓公7人、督军级23人。
寓公们普遍居住在租界内欧式洋楼中，如原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在英租界31号路（今解放北路）的宅邸设有网球场和西式花园。
他们的日常生活融合中西习俗：早晨用王国早茶，午后打台球或听京剧堂会，晚间常赴起士林西餐厅参加社交宴会。1
935年法租界进口香槟酒消费量的60%由寓公群体贡献。
部分寓公将政治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源。直系军阀孙传芳下野后投资纺织厂，皖系徐树铮创办垦牧公司。
1935年《大公报》统计，津门租界内由寓公开设的钱庄、银号达47家，占全市同业的三分之一。但投资风险也显而易见——原海军总长刘冠雄因经商失败导致晚年贫病交加。
寓公群体催生了津门特殊的文化生态。他们资助京剧名角（如梅兰芳）赴津演出，推动书画收藏热潮。
1935年成立的“城南诗社”聚集了严修、赵元礼等文人寓公，同时，寓公家族联姻形成封闭圈子，如1935年齐燮元续弦书画家华泽愉即属典型。
这种表面优渥的生活下暗藏危机，倭国特务对抗倭人士（如马占山）持续监视，亲倭派寓公（如郑孝胥）则积极为倭方活动。
这种复杂性使得1935年的津门租界既是乱世桃源，也是政治暗流涌动的特殊空间。
而津门的“四霸一恶”就是倭国人针对这些“寓公”主要的力量，通过这些人的威逼利诱，寻求这些有政治影响力的官僚，出面支持倭国和亲倭势力，成为未来的统治工具。
在津门抗战期间，津门涌现出多位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与倭伪合作的华夏名人，边守靖津门静海人，同盟会成员，恒源纱厂创办人，曾任顺直议会议长等职。
拒绝出任伪津门市长，抵制倭资合营，保护民族企业免遭倭寇掠夺；暗中掩护红党活动，抗米援朝时捐资购买军备。被誉为“民族实业家典范”。
曹锟这位北洋政府第五任大总统，下野后居津门英租界。
倭寇多次利诱其出任伪职，均遭严拒，其夫人曾堵门痛骂日方说客；晚年抑郁成疾仍坚持“
第240章 津门寓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