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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中,总能从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中捕捉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情愫,仿佛有某种微妙的情感在悄然流淌。
     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一种躲躲闪闪、若即若离,渴望对视又羞于对视的迷惑行为。
     反正,一种不同于正常男女同学关系的感觉在我的心里疯狂地滋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课堂上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师在黑板上笔走龙蛇,而思想已经自由地飞出了我的躯壳,神游在她那张圆圆的脸上。
     随之而来的是到高二上学期期末考试时,我的名次已经从全班前三名滑落到十五名开外。
     整个寒假,我都在父母的唉声叹气和冷嘲热讽中煎熬度过。
     在他们心目中,这就是天塌地陷、人类末日一样的人间灾难。
     这样的家庭氛围打垮不了我,但相思的煎熬却彻底击垮了我。
     我得了一场大病,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确切的说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持续高烧不退,烧到严重时就满嘴胡话。
     这样的症状断断续续贯穿了我的整个假期。
     爸爸妈妈夜里睡不着觉时,唉声叹气地达成了共识:以后别把孩子的学习逼得太紧,要是把孩子逼出个好歹,去哪捣腾这后悔药。
     家庭氛围的宽松,症状的减轻,丝毫不能削减我心中的苦闷。
     直到还有几天开学时,我收到了一封本埠平信。
     村里帮忙跑腿的二胖,负责把邮递员送到村部的书信、包裹再分送到各家各户。
     一天傍晚,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送来了一个贴着一毛钱面值邮票的信封。
     我接过信,用虚弱的眼神瞥了一眼信封。寄信人一栏用钢笔写着娟秀的三个字:何雅惠。
     我的眼前一亮,只感觉到血向上涌,心脏按捺不住狂跳。
     恼人的二胖在这不恰当的时机竟然和我索要信封上的邮票。
     据他的说辞,一毛钱邮票是本县内邮信的邮资,贴两毛钱的才是外地的信函。
     起初对我收到来信这件事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父母,立即聚拢到我身边,用询问的眼光盯着我看。
     在他们的认知里,本县内谁有事互相捎个话该有多方便,谁还会花钱买张邮票寄封信。这不是冤大头,就是其中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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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心里骂了二胖祖宗十八代,但脸上仍然装作若无其事,撕开信封,抽出信瓤,没好气的把信封撇给了翘首以盼的二胖。
     我在父母的众目睽睽之下,如果不把这封信展开,那必然意味着我心有鬼胎。
     我欲盖弥彰的解释,这一定是哪个同学迟到的拜年信。
     我嘴上虽然很硬,却难免心中忐忑,用颤巍巍的双手展开了信纸。
     信里的内容让我紧张的父母长舒一口气,却让我沸腾的心瞬间冷却到了冰点。
     信纸上赫然是一道代数题,题的下面附了短短几句话:关宏军同学,这道题困扰了我很久,实在解不出来。听说你数学很好,麻烦你帮忙。谢谢!
     母亲用嘴巴发出啧啧的声音,欣慰地对我说:“儿子你出息了,同学都写信来向你请教问题,你可不能骄傲,要好好学。”
     我含糊的应了一句,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
     当天夜里,听着父亲沉重的鼾声,我失眠了。
     我遇到了一道难解的题,绞尽脑汁也猜不出她写这封信的用意。
     若干年后,我和现任唐晓梅闲聊时提起了这件事。
     她笑得前仰后合,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关宏军你情商真低。这个女孩分明是在向你示爱,又害羞说不出口,用了这么笨的方式。”
     她分析说:“其一,两个素不相识或泛泛之交的同学会在假期写信吗?这是关系不合理;其二,她没有必要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问你数学题吧,这是需求不合理;其三,从关系不合理和需求不合理引申出来的就是动机不合理。”
     最后她不容置疑地说:“她即使没爱上你,那肯定也是喜欢你。”
     听到她的分析,我有些恍惚,也许那个年代,或许那个年纪,大家都是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表达的本身就是不便表达。
     我没有回信,因为我算了一下,写好回信,再到乡里邮局寄给何雅惠,等她收到回信,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封回信。
     那天后,我对开学从来没有过这样期盼。
     我的蠢蠢欲动被母亲看出了端倪,她用告诫的口吻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当着二胖的面我没说你,给你写信的肯定是一个小姑娘。哪个小小子的字能写那么好?帮助同学,共同进步是好事,但千万不能早恋,耽误了学习你会后悔一辈子。”
     都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妈妈的话竟一语成谶!
     8年后,在我的第一段婚姻走向毁灭的倒计时阶段 ,前妻张芳芳痛哭流涕地数落我:“关宏军,你当年在高中如果不胡搞,好好学习,你早考上北京或上海的好大学,今天我和儿子也不会跟你遭这么多罪!”
     她说得对,按当时我的潜力,考到北京、上海也许不是痴人说梦。
     她说得也不对,如果我考到北京、上海,还怎么可能有机会和她相遇,结为夫妻呢?
     这就是人生的一种悖论。
     话题扯远了,再说回1993年2月28日开学的那一天。
     我早早的等在高二、三班的门口,翘首以盼她的出现。
     上课铃声响了,她没出现。
     第一节课下课,我透过窗户,在嬉闹的同学中也没有看见她的身影。
     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
     总之,她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浑浑噩噩的混到下了晚自习,我在厕所里堵到了高二、三班的史平松,他神秘的告诉我,何雅惠奶奶病了,他爸爸休了假,带一家人回湖南去看她奶奶,人还没回来。
     接着他鄙夷地对我说:“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们班里副县长的儿子追她都被拒绝了。人家何雅惠可是军官的女儿,听说她将来要考军校,怎么可能和你一个农民的儿子谈恋爱。”
     我在弥漫着又骚又臭空气的厕所里凌乱了。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身份差距带给人的那种沉重压抑。
     等我再看到她时,已经是开学十天后的事了。
     那天上晚自习前,我同桌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用眼神示意我向教室窗外看。
     我透过窗户,看见她在向我招手。
     我脸臊得通红,因为班里同学都把目光投向了我。
     不知谁吹了一个极富挑逗意味的口哨。
     又不知谁喊了一句:“关门向左,有人找你!”
     接下来,教室里哄堂大笑。
     我在嬉笑怒骂声中,夹着尾巴跑出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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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疾而终的初恋(一)[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