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你能提出更具体的证据证明被告确实对你造成精神伤害吗？
报告庭上，我的母亲可以证明她违反常态的生活。男人指着女人说。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以母亲为挡箭牌的男人，他像泉仔一样，开口闭口就是：阿母说。他的母亲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石敢当，踫到石敢当时别人只好绕开它。
虽然知道石敢当的存在，但我必须忽略它，我要我的道路看得到远方。
女人很快地转头向男人说：你母亲怂恿你向我要钱，她会站在你那边，也会帮你证明任何事。
被告，我没有问妳话。我温和的向女人说。
女人的眼眶已经有泪水了。
我记不起我是否曾经哭过？大概没有！不，有一次，我向高中导师说我是童养媳，那时怎么会一下子悲从中来？我从民`国48年12月20日就接受这个事实了，事实存在十多年后才恍惚想起这个事实，这是压抑还是回想？
原告，基本上一等亲的证词只能做为左证或参考，还有谁能证明？或是更为具体的事实？
男人摇摇头说：深更半夜我哪里去找人来证明？
所以原告的行为并不是让家里每一个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是不是？邻居呢？有没有邻居反应被告干扰到他们的睡眠？
男人尴尬地摇摇头，但是他说：她白天放着家事不做，全部都由我的母亲做，所以我提出赔偿也是有根据的。
我可以说话吗？女人稍微举一下手问我，我示意她可以发言。她说：清洁工作是我负责，包括洗衣、早上的打扫以及到市场买菜，就如我先前说的，我婆婆烧饭的时间有失常态。女人很坚毅的说，她正准备当跨过石敢当。
我请男人的母亲上来做证，老妇人看起来十分精明。她说：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孙子吃些洗不干净、随随便便弄出来的菜。
她的话不是我要知道的重点，我问她：妳大约在什么时候做午餐和晚餐？
午餐只有我先生、我、她三个人，所以把昨天的剩菜热一下，再加一道青菜或什么的。
妳几点料理午餐？
十点。老妇人看着左边墙上的时钟说。
晚餐呢？
大约四点。她的眼光还是没离开时钟。
晚餐几点开饭？
七点左右。
料理晚餐的时间是早了些。
你们在哪一家医院看诊？我和医生谈一谈；下个星期四宣判，你们可以不必到场，判决书会寄给你们。若是不服判，收到判决书十五天内可以上诉。
和医生谈过话后我判决被告无须给付原告精神赔偿费。医生说男人的母亲有睡午觉的习惯，通常从下午一点睡到四点，医生说他曾建议患者减少午休时间，患者说下午没事，只好以睡觉打发。
至于男人，精神科医师说他时常对公司有极大的抱怨，对于工作（或职场）有强烈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是男人以自我的小环境看待社会的大环境所产生的，换句话说，男人和他母亲的精神官能症和睡眠障碍都跟女人无关。
女人该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恐怕谁都说不上来。而角色的扮演又被主观的意识烙印着肯定与否定，对与错两极化的界定，要更改烙印后的痕迹似乎不可能。
阿母把我的角色界定为赚钱的工具，或者说是一间私人银行，而客户只有阿母一人；阿母几乎三、五个月打一次电话给
《人性系列之25 终身囚禁 原创－詩憶。》[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