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九回东林非党
虽然新铸的火炮性能并不能让李彦满意。但在神机二营的基础训练基本结束，灭奴铳也基本装备到位的情况下，李彦知道是该铸炮的时候了。
正是因为冶铁技术的进步，以及铸造火炮的计划，李彦才提前提出了兴办煤铁厂的奏疏。
既然车船厂能够办，煤铁厂自然也能办，朱由校大笔一挥，立马批复，然后让人叫来李彦，好好玩了一把国战棋。
虽然正月的时候，朱由校赐给客氏二十顷地，又表彰了魏进忠，对这两人的恩宠也是与日俱进，倒也没有因此对李彦产生隔阂，客魏还忙着固宠，而且朱由校就要大婚，他们似乎也小心得很。
方从哲在年前终于被弹劾致仕，现在的内阁大学士是刘一燝、韩爌、孙如游等人，东林或亲东林派的势力明显增强。
内阁之中，孙如游和方从哲的关系比较近，刘一燝、韩爌都是所谓东林派。而六部九卿，除旧臣户部尚书李汝华、刑部尚书黄克缵，新任通政使王舜鼎以外，包括工部尚书王佐、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崔景荣、左都御史张问达、大理寺卿吴仁度等，也都属东林或亲东林派。
天启初年，众正盈朝，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
李彦平常与汪文言、左光斗等人走得比较近，在皇位更替、移宫案中也与东林派是同一立场，差不多也可归入这个派别，他的这份奏疏也就在内阁、工部顺利通过。
屯田御史左光斗曾经争取很久的京畿屯田策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批准，以左光斗总理，天津兵备道贾之凤、河间府通判卢观象操办具体事务。
只可惜徐光启因为身体原因，于去年冬天病休，不然他的练兵计划，或许也能得到落实。
此外，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上疏辽东屯田策；吏部尚书周嘉谟提出免除火耗、惩治贪吏；山东道御史郑宗周论及京营战力低下，请复屯盐之策，严鼓铸之法，以练强兵等，这些做法在当时来看，都很有现实意义。
以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来说，要让士大夫甚至是商人提出工商兴国之类的策略，显然是不可能的。
万历年间。外派的矿监税监并未能增加国库的收入，要让行为举动不受限制的内监，使税收的征榷更加有效，显然只是个笑话。
事实上，万历年财政状况最好的时候，是张居正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以后所达成的，张居正以后，内库银似乎也比较充足，但其主要部分还是来自盐课，历来封建王朝，盐课与田赋在财政收入中，几乎各占半壁江山。
但就是在加征辽饷的同时，上疏请发内库银的官员还是受到了申斥，直到万历、泰昌、天启朝代更替的时候，才先后发出一百万两、一百五十万两劳军。
田赋、盐课各自作为国库、内库的主要收入，工商矿税则成为争夺的对象，其中矿监成为最受抨击的对象，所谓文官以私利欲废矿税，也完全是胡扯，将其归罪到东林身上，更是欲加之罪，以东林最为活跃的南直隶来说，当时并没有多少采矿活动，何其无辜？
至于工商税，也是举朝皆反，不管是东林也好，三党也罢，皆是群起而攻之。或许是利益纠葛，但更多还是受到时代的局限。
就眼下来说，东林一派逐渐掌握朝中大权，但所谓东林，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派别，或是政见立场相近，或是意气相投，也少不了有些依附之辈。
这些人中，有的联络比较密切，有的却交往不多，相互之间或紧密或松散，在有的问题上相互呼应，而在有的问题上立场也不一致。
譬如年前借红丸案弹劾方从哲，多是言官发起，而作为东林派中地位最高的内阁大学士刘一燝、韩爌等人，却持反对态度，后来东林派的礼部尚书孙慎行直接因此而下台；而更早之前群臣弹劾熊廷弼，是由三党的刘国缙、姚宗文首先发起，一些东林言官交章弹劾，而杨涟则多次反对。
在李彦看来，东林这个群体相当复杂，既是官场上同气连枝的利益群体，可能因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也可能因一人失势而牵连一大批；也似乎有着一些共同的政治立场和理想，而在前段日子，杨涟、左光斗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夺目。
但这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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