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公元1911年
光阴如梭，岁月如电。转眼间1910年已经过去了。1911年也已进入夏季。这一年来，越南解放军连战连胜，大大打击了法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部队稳步发展至近5000人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也张控了红河以南包括宜光在内的广大区域，与滇边地区紧密相连不分彼此。
倪瑞控制下的滇边地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连通河口的道路被全线贯通和政府有关解开的私办工厂各种束缚的政策下发后，两辅相成之下，成县县城紧靠着河水的工厂区，工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尤其是布厂、面厂和各种日常用品工厂，数量更是激增到多到二十于家。
尤其是在罗成最新颁布的降税令实施后，受到成本降低的激励，广东的大量资本积极涌入，原本的各个苦于资金不足而无法进行扩张工厂更是爆发了巨大的活力，即使政府随后下达的提高普通工人待遇的硬性通知，这种活力也因为工人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的缘故，而一直延续了下去。
由于工业经济的长足发展，这一年滇边地区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达到了历史性的300万大洋，加上阮家给予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灰色收入，钱最后到达倪瑞手中的时候已经激增到了500多万之巨。
就在滇边地区发展进入正轨的时候，风雨飘渺之中的全国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这个巨变正是从‘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天府之国四川。开始。
5月18日，清廷起用先前窝里斗被罢免了直隶总督的端方，任命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准备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
5月20日，清廷与美、英、法、德四国列强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磅，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允许四国亨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
如此，一纸契约，就打算断送了两湖境内1800里的路权，且即将把全部的粤汉、川汉铁路拍卖。
6月1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合发出声明，明白表示：“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民众非要筹还路款，清廷“必须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
不仅夺路，还要夺款！
这一来，连温和的咨议局议员们也不干了，因为这严重损动了他们自身利益。于是，温和派纷纷联合民众，发起保路运动。
6月17日，成都出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仅仅半个月，在川地加入的会员。已超过十万之众。
初始阶段，胆小怕事的立宪派人士很担心保护运动酿成“民变”。因此，他们高言“文明争路”。在四处安抚大众的同时，他们派出代表去北京，向清廷哭诉，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面对群情激昂、有理有节的请愿人群，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都很感动，表示他自己一定力奏朝廷，为川民请命。即使是罢官，也在所不惜。
1911年9月1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正式发布《通告》，号召全省抗粮抗捐抗税。
倘若川地摇动，云南、贵州、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平素仰仗川地的地方，定将坐困。四川一动，西南半壁，中原根本，无不动摇。
清廷急眼，认定抗税抗捐的举动，形同反逆。他们在加紧指使赵尔丰镇压的同时，力催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弹压。
腐朽无能的清廷，至此，把它自己完全摆在了与人民对立的一面。
原来温和、和平的保路运动，就被激成了“保路同志军大起义”。
9月6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开会，会场中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推书》。这份印制品，使清廷震怒，因为其中内容“狂悖”，大有造反独立之意。
死催的清廷，严厉下谕。死催赵尔丰动真格进行镇压。
朝廷谕令，不能不遵。
9月7日，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并封闭了两个机构。继之，赵尔丰下令查封了《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等报刊，严令四川人民开市复业。
他警吓说，“敢有聚众入署者，格杀勿论！”
本来，赵尔丰想立即把被捕诸人杀掉，以警吓民众。此事重大，他不得不把时为成都将军的满人玉潉请来商议。
玉潉出乎意料，坚决不同意随意杀人。他认为，蒲殿俊等人是善良士绅，不是反逆乱民，哪能随便杀戮。应该先行请旨，如果朝廷要杀，再杀不迟。
二人正商议不决的时候，成都市民得知保路运动的领袖们被捕，义愤填膺。成百上千的群众，不召自至，头顶光绪帝牌位，手持根香，从四面八方涌向总督衙门，请愿政府放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赵尔丰走出了他一生中最臭的一招棋下令士兵开枪。
真敢开枪？真敢！
面对手无寸铁的、一直不想“犯上作乱”的、善良的四川请愿民众，清军排枪乱放，当场杀死三十多人。
血流遍地，死尸横陈。
被杀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来自各行各业，皆一世良民。他们临死之时，怀中仍紧抱光绪帝牌位不放。
善良的幻想，被残酷的子弹一一射穿。
枪林弹雨下，成都人民不屈不挠，仍旧向总督衙门涌来，泪血涕零，要找官家弄个“说法”。
赵尔丰手下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是个狂妄无脑的兵痞，竟然丧心病狂，下令要士兵开大炮轰击。
危急时刻，成都知府于宗潼嚎啕大哭，扑身于炮口，以肉身阻挡，才避免了士兵对川民更大规模的屠戮。
成都城外人民闻讯后，悲愤不能自抑。他们冒着大雨，集合起来，徒手白布，向城内行走，致哀请愿。未及入城，突遭士兵枪击，又有数十人被杀，尸横城下。
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是，赵尔丰为了恫吓人民，竟然还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任由几十具尸体摆放在督府面前，胀腐暴尸。
景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
“成都血案”的发生，给了同盟会以最好的鼓动革命的时机。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人，密议之后，连夜赶制数百块木牌，写上“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裹油纸，趁夜色浓浓。把木牌投入锦江。
成都周围河网密布，这些木牌顺流而下，沿江流纵横，越漂越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水电报”。
说是“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提前宣告了清朝的覆亡。
警讯传出后，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率先起义。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头领成为带头人，从华阳、荣县、新津、灌县等地揭竿而起。源源不断攻往成都方向，与清军展开血战。
赵尔丰毕竟是经过大世面的清朝干吏，虽坐守孤城，依然方寸不乱，作困兽之态，指挥清军四下阻击。
清廷得知四川大乱，非常惶恐，立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东、陕西等省派兵合剿。
但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指挥失灵，最终只有贵州、湖北、湖南部分军队入川。
而湖北新军大部入川又给湖北局势带来了变化。
于是，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1911年10月10日晚8时半，熊秉坤率领第8镇工程8营后队革命党人首先发难，起义士兵便都持枪在手。代理管带阮荣发督率少数军官闻讯来堵，又放枪威胁，打伤两个同志，起义士兵遂开枪打倒阮荣发，其余军官便都逃窜。熊秉坤集合起义队伍直奔楚望台军械所，那守卫楚望台的工程营左队革命士兵马荣等立即响应，便设法打开库门，取出子弹。分发士兵。这熊秉坤率队前来会合，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遂以总代表名义命令：“本军是湖北革命军，即以楚望台为大军营，金兆龙马上带兵去接应南湖炮8标，并掩护进城，然后进攻总督署。”
临时参加起义者甚众，出现了随意开枪，难以指挥的现象。恰在这时，左队队官吴兆麟便出场，众人遂推吴兆麟来指挥作战，熊秉坤也非常拥戴他。
吴兆麟字畏三，湖北武昌人，先后毕业于湖北武汉普通中学堂、参谋学校、军官讲习所。原本是日知会员，后来消沉多年，但在营中素有威望，且对革命活动暗中同情。他见众人恳切推戴，便同意临时指挥，部署进攻防守等，甚是周详妥当。
金兆龙带兵出中和门至南湖，恰炮队已有准备，队官张文鼎等已与邓玉麟等接洽妥当，金兆龙一到，遂带领炮队入城，途中又与混成辎重营起义部队汇合，遇着城内吴兆麟所派第二批接应步兵，遂一路杀奔城内，至楚望台，吴兆麟又请炮队再去把留在营内的大炮拖来。
蔡济民、方维等党人遂率队来楚望台汇合，陆军测绘学堂学生亦在党人代表李翊东带领下投入起事。
各起义部队推举吴兆麟统一指挥进攻督署，布成步炮阵地，便由大炮射击督署，且轰击尚未起义的41标，促其响应。
黎元洪10日晚一直在协司令部里坐镇。第21混成协各部将士大多出调外地。黎元洪接到驻守在武胜门外塘角之21混成协炮队营管带张正基打来的电话，告以同驻塘角的21混成协辎重队纵火起事，黎闻讯恐慌异常，令张立即扑灭，同时电话通知铁忠。他又想到要设法阻止城内本协士兵响应起义，于是命所属41标3营管带谢国超严防本营士兵行动，同时下令召集41标全体官佐到会议厅集合。
黎元洪面色庄重地环视着聚集在会议厅内的官佐，宣布了三项命令：严阵以待，来则还击，去不追击。然后只说了两个字：“请坐。”他便一言不发地来回踱步。
会议厅沉默了一个多小时，黎元洪接到督署电话：第21混成协工程21队、辎重第21队兵变。没过10分钟，得到21混成协驻塘角的炮兵亦变。继而又接到张彪电话通知，城内工程8营和右旗部队兵变，又不到半小时，听说第8镇炮标进城，在楚望台驾炮攻督署，城中大乱。约10点钟，瑞澄逃至楚豫兵舰，11时督署电话不通。
黎元洪和41标官佐静坐着听会议厅之外的枪声、炮声、喊杀声，黝暗的夜空不时闪着火光。
突然，41标士兵、共进会员邹玉溪夺门欲出，黎元洪当即开枪将其打死。约11点半钟，听到有人攀营墙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然后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拉到黎元洪面前，黎向此人猛砍一刀。由于用力过猛，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护兵乱刃齐下，移尸沟中。被杀者是由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给各营送信并联络响应起义、攻打督署的共进会员周荣棠。
黎元洪一连杀死两个革命党人，并未挡住革命党人的进攻。过了一会，隔壁30标留守兵枪声大作，势将及41标，黎指挥标兵，乘墙防之，他命令：“如人来攻我，则发枪击之！”黎见革命军势力强大，又下命令说：“不还枪，好言劝之。”见地的部下慌乱已极，再下令说：“如来攻我，退守营房。”
&
第八十二章 公元1911年[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