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几乎从不输入英国的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转到私人商业手中，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增加了。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这种外国商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恰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败，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担负，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追乎迫切之累。”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同样听到过。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重要时代背景参考资料[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