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鬼骂我天生命贱，汪洋正在开发区混的响亮，只要我识抬举，汪洋张口就可以把我安排进其中一个单位给老板当司机。司机虽然没什么实权，但跟老板们关系套的近，以后路子自然也会广一点。
偏偏我听了父亲的话，每天起早帮啤酒厂运货。市里北岗的桥头是我最难熬的地段，限高很不合理，我经常都得在马路蹶子离开后才敢开车过去。
尽管都知道车载货物应该守法，但这只是对司机来说，对老板们没有任何影响。啤酒厂效益不错，刚花了笔大钱买回一个国际金奖，自然每天进出的货少不了，完不成指标就扣奖金。我不在乎那点钱，但我希望每个月把它们交到家里时，绝对不会少一分。于是我躲躲藏藏，如果被交警扣了，为了补偿奖金便得多加几次班。
大卡上没冷暖气，能放出点动静打发无聊的也只是卡带和收音机。起初我对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很着迷，暗自感谢她每天陪着我这样的人忙碌。过不了多久我就换了想法，巴不得冲进广播电台揪出领导，问问他能不能换几副新鲜的嗓子，那个老娘们的声音已经让我厌烦到极点，如同我的生活。
同事杨哥是个不错的人，很憨厚。偶尔我抽不开身送货，他都会主动替我跑车。其他人因为我被判过刑，或者轻蔑或者躲开，用下巴看我的态度似乎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这群王八犊子连被判刑的勇气都没有。
惟独杨哥很照顾我，经常带午饭给我吃。车队司机打扑克时，他经常借口肚子疼，让我顶着他的位置。我知道他想让我与其他人混熟，不过这个社会有时候不是我容纳不了别人，而是别人容纳不了我。
杨哥以前当过志愿兵，复员以后保安、门卫甚至服务生都做过。年纪大了，这才跑到车队混口饭吃。他总是一副过来人的表情教育我，我有些烦躁，但一直都耐心而且尊敬的听了下去。
年关的时候单位出一车货送去外地，杨哥单身没念头过节，把活揽了下来。结果路况不大好，杨哥的车在农村土道上出了事故，撞上了一辆沃尔沃。
沃尔沃超车没打转向灯，加上单位的车跑过的路太远临近报废，匆忙刹车来不及，于是造成了追尾。幸运的是都没受什么伤。
这件事是第三天我才知道的。
沃尔沃的司机打电话叫人，杨哥很本分，只叫来交警处理事情。他经常告诉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这次他错了。
沃尔沃的司机叫来不少朋友，当着交警的面把杨哥打了一顿。随后喝令交警不用插手后，这群人开着车架着人把杨哥带回了自己的地盘。
最后杨哥吃了什么苦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单位大概不愿承担交通事故责任，发了告示，以杨哥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等等理由把他开除了。
过了很久，我听说杨哥跑去俄罗斯而且参加了黑社会。真正的黑社会，手里有枪，勒索恐吓，帮中国商人收帐或者收保护费。在很多地方，出了国的人中国人反而更团结。那些在国内舒坦过日子的人，只会叫嚣国家和社会让他们受了委屈，却不会考虑到自己除了叫唤还会做什么，即使一只狗也知道守住门口才有骨头吃。
这些消息起初我没有相信，当杨哥的国际长途打通我的电话，并一直豪爽的告诉我不必担心电话费后，我才明白他被改变了。
“哥要是以后混出头了，我一定回去。”杨哥问我：“你猜我回去找谁？”
“找那台沃尔沃？”我笑着说：“总不能是想回来拉我一把吧？”
“你要是想来，我安排你。其实跟在中国一样，我们带枪就是为了壮胆子，谈判的时候往桌子上一砸，别的用没有。”杨哥说到这，语气忽然变的冷漠，“我回去得把当初那个交警找出来。”
我不由大声笑出来。
后来我换了不少工作，替市场拉货，替汽水厂拉货，甚至替方便面送货我都干过。我一直没有让自己停下来，似乎当车轮不转的时候，我就会回到t市，就会回到海滨面前，就会回到曾经存在的台球厅一样。
因为不能出老家，跑那些短途的活根本赚不到几个钱，我也逐渐只把它们当成打发时间的玩意。偶尔我会在野鸡那里过夜，清早起来后便在车上干嚼方便面；偶尔我会跑去酒店酒吧喝个大醉，当然，醒来后我连一袋方便面的调料都不敢偷用。那是我过的最逍遥自在的日子，兴起了可以到海边等上一整天，只为了吃几只新鲜的虾，不高兴的时候跑去电影院来回晃着手电筒，对那些匆忙整理姿势的男男女女假惺惺的道歉。虽然无聊，但很轻松。
就这样，我的话越来越少，回到家里除了睡觉就是抽烟。我不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这样，就像忘记了身体的灵魂，我大喊着奔跑，试图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发疯，但我没有力量，没有依托。
老k经常陪我，对着外人，他总说：“我跟阿峰出去兜风。”
第二百七十章 改变[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