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大庆的事告诉了毛毛，想借他的嘴向亮子透点风声。被人可怜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件绝望的事情，我发现一部分的自己开始学会不知所谓的同情，尽管它是错的，但我却无法控制。人都是两面的，一面喜，一面悲，一面坚强，一面脆弱。而我们这种男人，不愿意让任何人触碰伤口中最细微的软弱。
过了几天，亮子突然打电话叫我去替他订副花圈。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向毛毛打听，结果出乎意料，花圈竟然是送给一位叫大李的警察的。
大李是小王以前的同学，毕业后工作很卖力，不过坐在管理户口的文职岗位却不懂得变通，所以一直没有爬上去。改革开放之前，国企机关等地方还讲究出身之类的政治因素，知识分子被当成臭老九，连谈对象结婚都困难。不过借着社会发展的风头，知识分子翻了身。当然，假知识分子也得趁机铺路。假户口，假档案，假学历，这与现在的假文凭不同，只要钱捅足，这就是一辈子的事。
很多职称都需要学历，高工需要大本，入党需要在孩子出生时间上做点手脚，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可惜大李正直过了头，任何经他手管理的档案都不作假，自然得罪了太多的人。小王也曾劝过大李，但大李都当成耳边风，依然走着自己的路。
煤气公司职工家里基本都有这样一种习惯——能用煤气绝不用电。有一户人比较倒霉，一家三口下午洗澡，结果热水器漏了气。幸亏邻居发现的早，及时通知附近派出所的同志过来抢救。
大李找来开锁师傅，但很失望，师傅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没搞开。大李立即从正在附近学校施工的劳改队调来两个犯人，用锤子凿开了墙壁。
虽然墙壁顺利被破开，但在煤气没完全散开之前，没人愿意进去救人。见义勇为只种传说，真拿自己命去博的人不多，大李是其中一个。
因为开始已经耽误了一段时间，墙砖刚被扒开，大李第一个跳了进去。可笑的是，卫生间居然从里面插着插销。大概是太着急，大李光顾着撬门，没有及时打开窗户透风。最后只救出来夫妇俩，孩子已经死掉了。
原本这是件值得敬佩的事情，不过最后却变成了悲剧。大李的心律不齐，当初做警察的时候也是找关系才通过的体检。在屋子里救完人，大李走到门口就挺不住了。其他人见他突然倒在地上，过去伸手扶，大李像绷紧的橡胶一样，硬邦邦弹着身子，在送到医院的路上不幸停下了心跳。
我猜大李如果知道自己死后发生了什么，一定闭不上眼睛。
幸运活下来的夫妻俩简直是一对混蛋，喜欢自己的孩子没错，但不应该把错都加到别人的身上。他们到派出所闹了好多次，说自己孩子是被大李耽误死的。小王自然不会给他们留面子，男的被拽进办公室打了一顿。回家之后，男的一时想不开，四处宣扬警察办事不力，只会拿着公家的钱吃喝玩乐。
社会就是这么奇怪，每个人永远想着别人欠自己多少，而没认真考虑过别人为自己失去了多少。人的命不值钱，但没有走到绝路的时候，没人愿意用自己的命换钱。我活着是为了让别人赞赏我，大李活着是为了让自己赞赏自己。但很显然，这个结局我和他都不会满意。
在中国可不存在什么精神病犯罪有理的事情，小王与大李交情不浅，准备把这家人好好收拾一顿。不过最多是拘留几天警告几句，小王便找到了亮子，让他彻底封上这两个疯子的嘴。
我经常站在马路上发呆，来往的车辆都会让我想起大眼死的样子。用很多人的话来说，我是个没有良心的玩意。不能否认，我很少做噩梦，对大眼只有一点愧疚，而没有后悔。就像我混在角落里，虽然我厌倦、厌烦、厌恶，但我没有后悔。当亮子让毛毛找些人办这件事的时候，我主动站了出来。
喝酒时无心对大庆提了几句，他立即兴冲冲的要带头搞事。其实是想捡亮子一个人情，收拾一个没有后台的疯子，轻松加愉快。
大李火化当天，大庆大清早就带着我们几个人堵到了那家人门口。男女都打了一顿，邻居没人敢露头，大庆直接把他们揪上了车。
我和二郎帮亮子把花圈扶到灵堂，我没有替大李悲伤，反而觉得好笑。灵堂里的挽联千奇百怪，大概是冲着小王的面子才出现了这么多花圈，上面写的话实在让人脸红。
中国人死为大，挽联上简直把大李形容成廉洁正直的模范。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定没有人这么夸奖过大李。
几位领导似模似样上前致辞，两三句话就扯到我听不懂的社会道德风气上去。亮子的脸色慢慢难看下来，若不是小王在，他早就离开了那里。
“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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