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奇迹弗瑞德·布第克（fred burdick）
这是一个灰暗、寒冷的下午。我们将近完成四层高的建筑物，准备把房顶安放好。我站在离地四层的横木上，指挥我的建筑工人放置预先模好的房顶。巨型起重机把二百多磅的一部分吊到员工那里。
我在横木上移动，弯腰把一口钉搥进构架。在毫无防避下，房顶忽然从起重机滑下，打中我的后背，我在横木上摇晃，接着在横梁之间摔到水泥地上。房顶滑过横木坠下四十尺，跌得粉碎。
我知道我受了重伤。建筑科文在我身边，他看见我处于休克状态，便不敢单独移我，等着其它人来。当工人们把我运送到地面的时候，一浪又一浪头晕和恶心的感觉侵袭我。
我被迅速送到医生那里，但他没有验出我真正受伤的程度。我只有廿三岁，觉得可以继续工作，但我错了。痛楚越发剧烈，五天后，我回到医生那里照x光和检验。他立刻把我送到红木市的赛库阿（seoia）医院作详细检查。
在那里，医生尝试解释我的状况：“布第克（burdick）先生，你脊柱上的许多肌肉和腱都扯松了，导至某些神经线承受极大压力，你的腿开始瘫痪，除非立即开始治疗，情况将会每况愈下。”痛楚是那么剧烈，我当然同意接受治疗。
接着的三个星期，我躺着让重物拉扯着我的脚。只有当他们为我按摩，热泡的时候，重物才暂时挪开。
我的情况好转，医生让我有限度地恢复工作。“不要长时间弯腰或搬重物。”他们不必担心，持续的痛楚已经是最好的提醒。
不消几天，痛楚已经无法忍受，我又回到医院。这次，他们每四小时给我注射可卡因（dee）止痛，并且再次实施重力治疗。
我整天躺着，感到渡日如年。重力拉直我背部的肌肉，减低神经在线的压力。回家后，医生教我的妻子弗兰（fran）继续用按摩、热力和许多药物为我治疗。我不察觉，可卡因已经成为我日常一部份，我越来越倚赖它。
保险公司评核员建议我向公司索偿。他咨询了医生，医生宣布我百份之六十三终生伤残，这使我很震惊，直至这时我一直以为自己会痊愈的。我难以接受这么年轻便半身残癈，开始发狂。
医生爱莫能助：“可以动手术，但实验显示有八成机会你会完全瘫痪。”
“怎也好过现在这光景。”我说：“我无法再忍受这痛楚。况且现在我也是什么也不能做，求你，求你为我想个办法。”但他们只是说：“等一下。”
我的律师入禀法院索偿，工业意外委员会发出一笔临时赔款。
到这时我必须扶着拐杖才能走路。日变月，月变年，痛楚不断加剧已经超过我能够忍受的限度。我时常进出医院，药也越吃越多。
家庭生活十分难过。可怜的弗兰（fran），她是那么尽力地容忍我。在漫长的住院后我回家，要求她维持医院给我的疗程，没有体谅她同时要照顾两个幼儿，处理所有家务和服待一个暴戾、因痛楚而麻木不仁的丈夫。在很长的日子我只能蹒跚地从床上坐到沙发上，大叫要我的药，她有时会放弃。我听见她在浴室里，关着门，在沮丧和绝望中痛哭。
我们有一间漂亮的房子，是我自己建造的，现在却变成了我的监牢。我咒骂客厅那陷进去的设计，这使我每次到厨房浴室都得爬两级楼梯。
我的小女儿玛丽亚（aria）和丽莎（lisa）请求我和她们玩，但我连放她们在膝盖上也不能，别说抱起她们了。一次又一次我跌倒后爬不起来，邻居说，每次他看见小玛丽亚从对面跑来，便知道我又摔倒了。我越来越灰心绝望。
我们看了不同的医生，他们都说同样的说话。肌肉韧带拉松了，当它们返回原位的时候便捏着神经。任何肌肉上的压力或运动都会带来极度的痛楚甚至实时瘫痪。
晚上比白天更难过，弗兰说我睡觉时整晚都在呻吟。
药物对我逐渐失效，不只一次，我灌醉自己以求解脱。我不知道（事实上那时也不介意）酒精混合麻醉药可以致命。全靠晚餐过多的食物吸收了药剂，救了我的命。
我想许多人走投无路的时侯都会寻找神，但我讨厌宗教。在我年幼的时侯曾被迫顺从，到现在我对任何属灵事情都背叛。即使当我疼痛的时侯，我仍然嘲笑那些表示会为我祈祷的人。我是一个粗豪、坚强的建筑老板，不需要这些娘娘腔帮我。弱者才需要神，我可以靠自己。
但我并不是真的可以倚靠自己，我倚靠药物。“弗瑞德，我们需要降低你服用可卡因的份量。”医生说：“血液测试显示你已经上瘾了。”
我求他继续给我。“我不介意上瘾。”我争辩：“有什么分别呢，我也是没救了。”他同意了，大概是同情我吧。只有神和弗兰知道我受了多少苦，而弗兰是我惟一的投诉对象。
1966年12月，弗兰动了一次手术，当她自医院回家，我的身体情绪都十分衰残，那天晚饭后，她虚弱地收拾厨房。因为那两级楼梯，我从不独自从厨房走到客厅，但那天晚上，我东歪西倒地走出厨房看电视。而我失败了。
下楼梯的时侯，我两腿虚脱，毫无先兆下，它出卖了我，我向前摔在客厅的地板上，在剧痛中扭曲。
玛丽亚尖叫着妈妈，弗兰站在梯级顶用手捂着嘴。她跑向我但无法把我扶起来。我从未试过痛得这么厉害。
我听见她拨动电话找邻居，但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她忘记了号码，她冲出房子跑到对面，在黑暗中尖叫求救。
我们的邻居和他三个儿子跑来抱我上沙发，我冒着冷汗，颤抖，痛苦地尖叫。弗兰打电话给医生，他从许多、许多次的求救电话中早已认得她的声音：“尽可能立刻送他到医院。”医生说。这次，我在那里待了七个星期。
平安夜到了，医生给我二十四小时外出的机会。“慢慢走，不要上梯级。”他警告：“否则，那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走楼梯。”
为了不用上楼梯，我们在母亲家的车库中庆祝平安夜。次日，弗兰却要取消丰富大餐，把我提早送进医院。我走过去餐桌的时侯摔倒，不能起来。弗兰后来告诉我，孩子们哭了一整天。
二月底我出院了，医生替我造了一个笨重的支架连着肩膊，腰和臀。但我的脊椎积聚了大堆的钙块，令我无法套上支架。医生说只有动手术才可以移去这些钙块。在医院的时侯我接受每四小时一次的度冷丁（derol）止痛注射。现在回到家，我只好又倚靠药片。无论吃多少我也觉得不够，我上瘾了，我已经是一个瘾君子。但我毫不介意，对我来说，世界就像到了末日。
当我在医院的时侯，发生了一件事，我的太太和邻居的太太一起听了凯西·库尔曼（kathryn kuhlan，中文又译为“孔雯”）在旧金山的一个电台（kfax）广播。邻居把一本《我信神迹》（i believeiracle）给了弗兰，并且找传道人到医院探我。
弗兰的生命改变了。她从前是一个天主教徒，对信仰从未认真过。现在她就像压在大石下的一根小草忽然找到一条裂缝，急着要冒出去重见天日。
当我回到家，弗兰认为我们应该答谢传道人的善意，到教会聚会。我们都被教会会友的热诚款待所感动，数星期后加入了这间教会。
事情开始发生。弗兰对于凯西·库尔曼（kathryn kuhlan）越发兴奋。她知道了库尔曼小姐将要在旧金山的一个午宴演讲，但所有入场卷都售出了。午宴的前一天，一位持票的邻居病了，把餐卷给了弗兰。第二天下午她兴奋地回来。“人们得医治！我看见了！我跟一个背部受过伤的女仕谈话。弗瑞德，我知道这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库尔曼小姐会在六个星期后回来旧金山。你会在那个聚会中得医治。”
我轻蔑地回应：“你在午宴中若不是疯了就一定是喝醉了。”她确是喝醉了，但当时我不了解她所喝的“新酒”是怎样的。
我开始受到代祷的“轰炸”。教会的人来并说他们在为我祷告，我保持礼貌，内心却耻笑他们的愚蠢。后来我得知有的人更为我禁食和通宵祷告。
弗兰责备我：“你该感到惭愧，这些人为你尽力祷告，你却只会耻笑和讽刺。”她是正确的，不过我完全被痛苦征服了。
我的律师说应该继续向公司索偿。“我们胜算很大，弗瑞德，我想我们能得到一大笔赔偿。”我也同意。
弗兰另有看法。她很确信我会在凯西·库尔曼的聚会中痊愈。“你在浪费时间。”我对她说，但她不放弃。
她尝试读库尔曼小姐的书给我听。“听听这个。”她大声地读出来。当她读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她流着泪说：“不是很奇妙吗？”
我说：“你的眼泪比那些愚蠢的童话故事更使我不知所惜。”
“尽管你不信，无论如何神都要医治你。”她告诉玛丽亚和丽莎神快要医治我，她们开始临睡前为我祷告。
一个下午，弗兰在看那本书的时候女儿们冲进来玩耍，撞跌了她的书。“现在我不知道看到那里了。”弗兰责备她们。当她尝试找回正在看的那一页，她的眼落在一件句子上：“神总会垂听小女孩的祷告。”这就够了，从这时开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动摇她的信念──我将要得医治。
我说：“一派胡言，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事。”但弗兰继续相信，她甚至订好了去聚会的巴士车票。
我预约了神经科医生，在弗兰预定到聚会去的那个星期进行另一轮的检验。我不断恳求他们为我动手术，即使这会使我瘫痪，我也决意要除去现在的痛楚。
弗兰求我：“弗瑞德，请你延迟一个星期。你一定要去凯西·库尔曼的聚会。不可以叫医生多
第六节 爱的奇迹[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