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四月，伏阳县新来的胡知事，带着县署签发的任命状来到了三家营。
见了穿衣打扮都很新派的胡知事，郭修安赶紧跪拜。
胡知事边阻止边说：“现在是民国了，大清那一套不兴（过时）了！”
寒暄完毕，胡知事对郭修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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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没有皇帝了，但有总统！
以后全国上下，都听京城的袁大总统发号施令。
新朝要有新气象，县衙以后改称县知事公署，知县老爷改叫县知事！
大清朝虽然亡国了，但以前搞的“新政自治”还是不错的；
袁大总统让保留下去，继续搞“民国自治！
伏阳县原来划定的，东西南北四个乡也不变；
您这个前清的东乡乡董，以后还是民国的东乡乡董！“
郭修安问皇帝没有了，皇粮还要不要缴？
胡知县说：“自古农民缴皇粮，商贾缴国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民国没有皇帝但有大总统，以后皇粮折合成银元，按国税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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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修安又问民国禁不禁大烟。
胡知县的脸色，便开始不好看了。
他小声对郭修安说：
“郭乡董，前清这帮老古董太败家，
把户部的银子都赔给了洋人，留个烂摊子给袁大总统。
现在民国刚成立，哪里都要用钱补窟窿！
大烟肯定是要禁的，但不是现在立马就禁！”
胡知事话锋一转又说：
“民国、民国，是要讲民主的嘛！
有人想吸，那就要有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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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不支持老百姓吸大烟，但眼目前也没明令禁止的！
上面想了个两全其美的禁烟法子——征税：
以后不论种大烟、贩大烟、还是吸大烟，都要课以重税！
吸的起大烟的人，都不缺银元，吸的越多缴的税银就越多！
等到大家都吸不起了，大烟自然就禁了，国库也就充盈了！”
郭修安说：“穷人也有吸大烟的！
烟瘾犯了个个六亲不认，踢田卖房、卖儿卖女的也不是没有！
征税这个法子不管用！”
胡知事不高兴了：“重疴要用猛药，治世需用重典！
这是上面的意思，咱们就不要掰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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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来东乡，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办！”
郭修安问什么要紧事。
胡知事说：”大清朝是皇权不下县！
县下的一切事情，都要依靠宗族的村规伦理来自治。
遇到像郭修安这样的贤达族长，那是国之幸民之福；
但遇到族霸劣绅，那么乡下就乱了套！
如今民国了，国家就改制了！
县知事公署下面正式设乡董、村里设村正，这都是大总统正式任命的正式官员！
大家有了名分，更要为国分忧、为民纾难！“
郭修安说大总统想的真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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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面子都没给他这个刚刚上任的县知事！
胡知事想了半天，最后对郭修安说：
“丈量烟地、征收烟税的事情，你就交给底下的约正去办吧！
每年东乡征收的大烟税，公所跟县知事公署四六分成，
四成留下来建乡董公干的乡公所和新式学校，直到建成为止！
乡公所和东乡第一所小学，就建在三家营村后！
郭乡董您看这样办，中不中？”
关于清朝的田赋，胡知事说的一点也没错。
从雍正朝开始，三家营的地粮，就根据全营登记在册的田地总亩数，
按照每五十亩纳一两官银的赋额，固定了下来；
>~！
每年官衙随田赋加征的火耗、柜书纸张饭食和办公平馀，
虽不相同但也变化不大，每两赋额也就加征两三百文钱。
东乡每年的田赋，按照上、下两忙征收。
上忙从农历二月二开始，到四月十五为止，征收应纳赋税的一半；
下忙则是从八月初二开始，到十月十五征收另一半。
所以每年二月二和八月初二这天，县衙的户房就把“征粮红簿”，
送到各村乡地的手上后，在城门口和村镇的显眼处，
张贴盖着打印的纳粮告示，命令“阖邑绅民并乡地花户人等”，即刻赴县衙“自封投柜”。
征粮红簿就是需要纳赋的花户（在册的有地农户），应纳税粮的账册。
乡地，就是每个村寨负责催征田粮的管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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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也是家底丰厚财东乡绅担任。
而自封投柜，就是要求花户亲自到县衙，缴税完粮。
“自封投柜”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县府为了防止负责征粮的衙役，
借田赋之名敲诈勒索花户而中饱私囊，让老百姓自己到县衙完粮纳税。
但实际上，不管是对应征的花户，还是县衙的户房来讲，
“自封投柜”都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自从朝廷摊丁入亩，免除人头税后，乡村的人口翻了一番；
人丁多了是非多，分家裂户是必然，
家里只有十数八亩的花户，比比皆是。
这些目不识丁的花户，花上一两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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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的“乡地”，都会将本村在册花户的应纳税款收缴后，
代表花户赴县衙“自封投柜”完粮纳税。
如果有些花户实在缴不上赋税，乡地就要为其先设法垫付，
欠款的花户由族长作保，与乡地约定还款的数额、期限和方式，
实在还不上的帮工作佣，也未尝不可。
这种走了样的“自封投柜”，不但让花户省时省力省钱，
村寨的族长们，也免了许多被衙役催征敲诈之扰，
县衙既能按时完成赋税征收，又省去了账款收拢核对的烦扰，
而作为乡地虽然垫了欠款，也多了些花户或多或少的跑腿钱，
也算得上各方皆大欢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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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年景下，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
官府有限度的制度管控，和乡村有空间的自我治理，
加上富人和贫民在人丁和钱财上的互相依赖，
第29章 民国[1/2页]